编者按：今年5月，是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70周年。70年前，产生于延安宝塔山下的这篇纲领性文献，不仅深刻作用于中国文学艺术的未来发展，也对一代代作家艺术家的创作道路甚或是人生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从那一代文学家、艺术家，读者或可从他们的人生轨迹上一窥《讲话》诞生70年来的历史折光。

　　根据地产生了“山药蛋派”

　　完全用老百姓口语，写老百姓活动。这确实是赵树理风格。

　　纪念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70周年，我们不能不提及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著名作家赵树理。对他深切的怀念，也融入了对《讲话》的进一步领悟之中。

　　赵树理曾谈到《讲话》对他的影响，他不无自豪地说，毛主席“批准”了我，“承认”了我。赵树理说的是心里话，也是实情。标志着赵树理崛起于中国文坛的《小二黑结婚》，是1943年5月写的，9月出版。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虽然是在1942年5月做的，但当时只是口头报告，整理成文字发表是在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的时候，而传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是在《小二黑结婚》出版以后了。也就是说，赵树理在写出《小二黑结婚》和《李有才板话》两部代表性作品之前，还没有读到《讲话》。

　　赵树理早就有了写大众化作品的志愿，早就在做着大众化的努力。赵树理说：“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。”那几年他写了至少四部中长篇小说，其中《盘龙峪》第一章发表以后，最早提出“山药蛋派”这个名字的李国涛先生就撰文说，这部小说是赵树理风格成熟的标志。这部小说是怎么样的，请看开头：“没有进过山的人，不知道山里的风俗。……这一天是阴历八月十五，西坪上有个名叫兴旺的，提了个酒葫芦上北岩来。他出门时天就下着小雨，他以为不打紧，谁知走到半路上雨就大了，把他湿得水鸡儿一般。”完全用老百姓口语，写老百姓活动。纯用白描，不加修饰，却把人物写活了，读起来，人物就在眼前晃动。这确实是赵树理风格。全篇都是这样。这一时期完整保存下来的中篇小说《有个人》，具有同样的风格。

　　说赵树理没有受到《讲话》的影响，并不妥当。因为毛泽东的《讲话》跟在此之前根据地所执行的文艺方针政策，基本精神是一致的；根据地的文艺政策，可看作毛泽东《讲话》的实践形式。如李伯钊1939年冬在中共北方局的内部刊物《党的生活》上所发表的《关于文化工作》一文，明确指出：“文化工作是党的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，我们对其重要性应有足够的认识。”针对一些老百姓迷信鬼神，李伯钊说：“我们必须开展广大民众的文化教育运动，进行普遍的启蒙工作，克服群众中的落后思想，以提高民族文化和政治觉悟……”该文还说必须“创造新的人物”，表现“新的思想”，说“我们必须在抗战中，建设民主主义的新文化”。1941年秋天黎城县离卦道叛乱以后，彭德怀于11月1日在北方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，对宣传等项工作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。这都是毛泽东《讲话》的事实根据。赵树理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，就是在实践这样的文艺政策。

　　在两种实践上碰到了一起

　　赵树理作为一个文艺爱好者，是在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中摸索的。他几乎所有作品都可以称为通俗化、大众化的典范作品。他特别注意表现人的地位和尊严，强调普通老百姓人性和民主意识的觉醒。

　　如果把赵树理所追求的大众化方向跟《讲话》所指出的“工农兵文艺方向”当作两个事物，那么，它们是在两种不同实践中发展起来，最后结合在一起的。赵树理的实践代表了客观的需要，革命实践代表了革命本身的需要。

　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深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。自从列宁的《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》发表，人类的文学艺术事业就不再是纯粹文人的事业，正如李伯钊所说，“是党的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”。在这篇文章中，列宁不仅提出了文艺的阶级性问题，而且提出了文艺的党性问题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就把文艺事业跟党的整个事业结合在一起，要求文艺必须具有党性。至于如何结合，如何使文艺事业更好地服务于党的整个事业，即在具体做法和有关理论上，则需要不断摸索，不断总结。中国共产党已经摸索了二十年，毛泽东的《讲话》是在党的革命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，达到了新的高度。

　　赵树理作为一个文艺爱好者，是在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中摸索的。他最初写的小说用洋腔洋调，他以为很好，拿给父亲去读，结果受到斥责。他向父亲宣传卫生知识，父亲问他“卫什么生”？这使他猛醒，决定在文艺写作上“试试难易”。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事。1932年写长诗《歌生》，以“朱弦响丁丁∕不留停∕把我的生平∕一声声唱向知人听”开头，就明白晓畅得多了。1936年写“相声底本也能演成独幕剧”的《打倒汉奸》（1950年，赵树理凭记忆将这部作品重新写出，其形式成了“有韵小剧”），他特别声明，是“为了使多数读者直接接受内容起见”而做的探讨。这时他已经树立了用通俗化为革命服务的思想。这里的“多数读者”和“直接接受”两项要求说明了他的努力方向，前者说接受范围，后者说接受方法。接着，在1937年的《对〈太行〉的批评和建议》中，赵树理提出了“深入于工农兵的群中”的口号，落实了他为“多数读者”写作和使他们“直接接受”的两项要求。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这恐怕是“工农兵”三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一起，是应该注意的。

　　参加革命以后，赵树理在通俗化、大众化上的探索更加自觉。那时，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，赵树理的通俗化被人瞧不起，有人说他是土包子，有人称他“快板诗人”。1941年“七七”晚会，根据地上演大戏《巡按》（即俄国大作家果戈理的《钦差大臣》）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论。当时太行区另一个大众化文艺的代表人物、著名喜剧演员吕班（1934年赵树理曾当电影演员，当时吕班扮演经理，赵树理扮演经理的侍役，两人是熟人）写文章说“还是等我们的观众提高了以后再演才合适”，被称为“等待主义者”。这次关于《巡按》的争论赵树理没有参加，但给了他很深的刺激。事后，赵树理和他的几位支持者，在华北《新华日报》社成立了一个通俗化研究会，专门进行理论的探讨。这个研究会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，有两篇是赵树理执笔的。在《通俗化“引论”》中，他说，通俗化“应该是‘文化’和‘大众’中间的桥梁，是‘文化大众化’的主要道路；从而也可以说是‘新启蒙运动’一个组成部分——新启蒙运动，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；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，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。”在《通俗化与“拖住”》中，赵树理说，“通俗化的任务，在于普及文化，从而提高大众”，应该记住鲁迅的教导：“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，主张什么都要配合大众的胃口，甚至于说要配合大众……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，实际上倒尽了‘拖住’的任务……是绝对的要不得的。”他在文章中举了根据地刊物中许多例子，给予严厉的批评。如一家刊物上说：“我有一套口诀奉送大家，请谨记在心，依法施行，不但能逢凶化吉，而且……”另一段唱词中有“流尽最后一丝血，烈士英灵归九泉”，他指出这样的写法都是要不得的。赵树理十分厌恶新文学作品中存在旧意识的残余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，赵树理的文艺思想就达到这样的高度。

　　从写作实践看，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，除了《小二黑结婚》和《李有才板话》两篇代表性作品以外，赵树理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可以称为通俗化、大众化的典范作品。《中国人》周刊是那一时期赵树理发表短小作品最多的一块园地，他各种形式都写，而且富有创造性。而且他特别注意表现人的地位和尊严，强调普通老百姓人性和民主意识的觉醒，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。黎城县离卦道叛乱后，赵树理创作了戏曲剧本《万象楼》，是他认为的他创作生涯的真正开始。这个剧本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可贵的成就。从创作思想上说，1941年10月发表的《多看看——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》一文，抓住鲁迅在《答北斗杂志社问》中所说“留心各样的事，多看看，不是看到一遍就写”和“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”两条经验，着重谈他的体会，使我们看到了赵树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达到的高度。

　　这块土地能长庄稼，也能长艺术

　　是那些“被压倒的人们”对精神生活的追求、爱好，影响了他，教育了他，启发了他。赵树理长期生活在中国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，他创造出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，顺理成章。

　　在说到赵树理的成长经历时，不能忽视环境的作用。1947年，赵树理写有一篇《艺术与农村》的文章，说：“在历史上，不但世代书香的老地主们，于茶余酒后要玩弄琴棋书画，一里之王的土老财要挂起满屋子玻璃屏条向被压倒的人们摆摆阔气，就是被压倒的人们，物质食粮虽然还填不满胃口，而有机会也还要偷个空子跑到庙院里去看一看夜戏，这足以说明农村人们艺术要求之普遍是自古而然的。广大的群众翻身以后，大家都有了土地，这土地不但能长庄稼，而且还能长艺术……”

赵树理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对“被压倒的人们”精神生活需求特别重视和有充分表现的一位。抗战前，赵树理的几部作品以乞丐为主人公，包括前边说的长诗《歌生》，还有《铁牛之复职》等，这些人无一例外在物质上十分贫困，但在精神上却非常富有，有的一边讨饭，一边弹着三弦，有的对富人的吝啬和小气投以鄙视之情。在赵树理笔下，那些“被压倒的人们”不是向人乞怜，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也是他们的人生态度。赵树理在散文中也写到同样的情形。赵树理从小喜欢民间艺术，正是他跟那些“被压倒的人们”生活在一起的结果，是那些“被压倒的人们”对精神生活的追求、爱好，影响了他，教育了他，启发了他。不仅如此，那些“被压倒的人们”的人生观、处世观也成为赵树理独特个性的重要来源。抗战前赵树理在流浪的日子里，宁可在太原的电影院门口给人家看自行车，或在饭店里当伙夫，也不在故乡上党（今长治）的中学里教书，就是为了追求精神的自由。

　　在前引“广大的群众翻身以后，大家都有了土地，这土地不但能长庄稼，而且还能长艺术”一句话后，赵树理说：“因为大家有了土地后，物质食粮方面再不用去向人求借，而精神食粮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一步。因而他们的艺术活动也就增多起来。”这是对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如实描写，也是对根据地艺术活动广泛深入开展的根源的探讨。在根据地，经过减租减息等运动，广大劳动农民的经济地位有很大改善，政治地位更不用说，生活好了，就会要求有更多的文化活动和艺术表现。另一方面还要看到，根据地的政治主导者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宣传工作。人们知道，在《讲话》中，毛泽东把文化工作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步，说它是“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”，毛泽东称党“有文武两个战线”，说“我们要战胜敌人，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。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……”文化的军队就是宣传教育。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，自黎城县离卦道叛乱发生以后，根据地党组织检查原因，是宣传不够，接着召开了五百人的座谈会。自此以后，根据地的群众文化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，各地涌现出许多文艺能手，戏曲剧团更像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。

　　赵树理非常幸运。他自小跟喜爱艺术的“被压倒的人们”生活在一起，像《李有才板话》的原型就叫李有才，原本就是个好编快板、生性乐观开朗的人。《小二黑结婚》的男女主人公，同样是根据真人真事创造性地塑造出来的。赵树理长期生活在中国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，他创造出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，顺理成章。他是根据地群众文艺创作的杰出代表。

　　赵树理（1906年～1970年）

　　现代著名小说家、人民艺术家，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“山药蛋派”创始人。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，开始写新诗和小说。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投身革命。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《工人日报》《说说唱唱》《曲艺》《人民文学》等刊物工作。1964年回山西工作，兼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。“文革”期间遭到残酷迫害，含冤去世。著名代表作有《小二黑结婚》《李有才板话》等。

六字真经：听得懂 感兴趣

　　赵树理创造的形式，是让一部分工农兵读者能够读得懂，然后由他们讲给其他人听，使那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工农兵群众能够听得懂，不仅听得懂，而且还要感兴趣，爱听。他把他这种写法概括为使人“听得懂，感兴趣”。他是一个真正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作家。

　　赵树理是在1943年底那个冬天读到《讲话》的。这时，赵树理已是根据地最受欢迎的大众化作家，并且开始引起外界的广泛注意。赵树理读到《讲话》以后，既为毛泽东“承认”了他的努力、“肯定”了他的方向的正确而感到兴奋，同时也受到《讲话》的启发和教育，思想有了提高。

　　《讲话》对赵树理有哪些提高呢？我曾在《赵树理评传》中就赵树理写于抗战前的杂文《文化与小伙子》和《“雅”的末运》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农民态度的变化——从“文化人”要“小伙子跟我来”到作家虚心改造世界观，说明“赵树理过去为农民写作，主要是出于他与‘乡间父老兄弟’的亲密关系，和他对‘乡间父老兄弟’受迷信、落后思想统治而不安的心情。只有在《讲话》发表以后，他才把自己过去的做法上升到文艺方向上来认识，才明确树立了‘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’的思想。”现在再就如何为工农兵服务做点补充。人们都知道，《讲话》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，一是为什么人的问题，二是如何为的问题。前一个问题，对赵树理来说已经基本解决，而后一个问题，并不是仅仅做到通俗化、大众化，或者摈弃了“烈士英灵归九泉”一类陈腐滥调就算完事。

　　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，那么工农兵在接受文艺作品上有哪些特点呢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，工农兵群众中文盲和半文盲占大多数，这是个现实情况，要使广大工农兵群众“直接接受”高水平的文学艺术作品，必须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。赵树理创造的形式，是让一部分工农兵读者能够读得懂，然后由他们讲给其他人听，使那些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工农兵群众能够听得懂，不仅听得懂，而且还要感兴趣，爱听。他写故事，讲究写“能说的故事”，不是仅仅能看（即诉诸视觉，让人“看”文学作品）。他把他这种写法概括为使人“听得懂，感兴趣”。要说赵树理的美学追求，这六个字就是。这是赵树理的“六字真经”，是他为使“多数读者”“直接接受”他所创造的优美的文学作品而创造的宝贵经验。为了使人“听得懂，感兴趣”，赵树理还创造了一种艺术形式，笔者称它为“有韵话”，即写小说、散文或政治论文这一类本来不需押韵的文体，他也要押大致相近的韵，使人容易接受，而且留下深刻印象。《打倒汉奸》是赵树理“有韵话”的典范作品。前边说到长诗《歌生》的开头。这首诗约六百多行，写一个乞丐被无辜枪杀以后，其灵魂不断寻找寄主，以各种不同身份挣扎在死亡线上，最后变成一位英勇的战士，用战争反对战争，谱写了一曲高亢的反战歌曲。全诗音节响亮，节奏感强烈，是真正可以“唱”的。在中国五四以来的诗歌中，这部长诗绝对是一个“异数”，既具有巨大的独创性，又鲜明地体现了赵树理的个人特色。

　　《讲话》要求文艺家全心全意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。赵树理真正深入在农民之中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他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生活在晋东南地区的农民之中。对赵树理来说，不是“深入生活”的问题，他本身就是个农民，他有农民的思维，有农民的感情。住在北京，他常常站在窗前，遥望故乡，想着农民的疾苦。遇到大雨，他想着故乡会不会发生涝灾；北京遭到旱灾，他觉着就像故乡发生旱灾一样难受。他是一个真正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作家。

　　（本文作者曹彭，原名董大中，赵树理研究学者，出版有《赵树理评传》《赵树理年谱》《赵树理论考》等专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