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其计较“价钱”，不如想想“价值”

稿件来源：2014年4月4日《解放日报》

作者：刘璐 任春 张先琳

    17岁，她走上大银幕，创造一个个美好的形象，在人们心头生辉、留存；92岁，她一头华发，依然在写剧本、筹拍电影、出席公益活动。 秦怡的敬业令人感佩。而一句“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最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？还是‘价值’啊”，更是朴素地道出她的价值观。

    

我总觉得现在的一些电影商业性、娱乐性比较重，真正打动人心的较少

    ■对一部电影来说，如果能多展现一些人性的高尚面、和谐面，就能不断向高处发展。

    ■如果摔都不摔一下，就滚下去了，这怎么行？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，但很少有人知道您最近“改行”当了编剧，创作了电影剧本《青海湖畔》。是什么机缘促使您创作了这个剧本？

    秦怡：这要说到二十多年前了。当时，青海有一位气象局长发表了一篇报道，讲的是一位外国专家的真人真事，很感人，我一直都想把它搬上银幕，但当时未能拍成。去年我一直想着这个故事，就把它写成了剧本。我从未写过剧本，也算是一种学习吧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您想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

    秦怡：这是一个在建造青藏铁路的大背景下，一些工程师和气象专家的故事。里面每个人物都有自己曲折的命运，但他们都非常善良，都以大局为重，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化解了各种困难和矛盾，完成了在高寒地区进行的科考工作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您是想用电影来感召“真”“善”“美”？

    秦怡：对，有这样的想法。我平时看电影，总觉得现在的一些电影商业性、娱乐性比较重，真正打动人心的较少。有些电视剧里，主人公非常自私、狭隘，总是在吵架，吵得一塌糊涂，有时还拿钱来解决问题。这些内容太多了，观众多少会受点影响。对一部电影来说，如果能多展现一些人性的高尚面、和谐面，就能不断向高处发展。作为电影工作者，我们是有责任的。过去我们常说，电影的“思想性”、“艺术性”、“可看性”三者都要结合。电影既要有艺术性，又要从正面影响人，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和思想水平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据说您在影片中还要亲自演出？

    秦怡：对，我准备演一名女工程师。这个角色大约五十六七岁，和我的年龄差距太大，所以我这两天在家里就在琢磨，走路时的体态怎么样，穿什么服装合适……有一场戏是我去救人，不小心摔了，从雪山上滚下来，我得想想用什么样的姿势摔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您92岁高龄了，不用替身吗？

    秦怡：就是用替身，也是用在大景里，小景里总得有这个“摔”的动作呀。如果摔都不摔一下，就滚下去了，这怎么行？这些细节我都要考虑到。动作怎么做，自己要先试好，到了现场，再跟导演和工作人员沟通。

    不要埋怨这个那个，还是先问问我自己有没有能力做到最好

    ■我问于洋：“你猜猜这部电影花了多长时间？八天半！”他听了惊讶得叫出声来。

    ■有的事情并不是绝对做不到，要看是不是下了真功夫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如果算上这位女工程师，您从17岁登台开始，演绎了近百个不同角色。哪个银幕形象是您最满意的？

    秦怡：我从抗战时期就开始演电影了，单纯从拍摄上来讲，有几部戏是我觉得很满意的，比如《马兰花开》、《青春之歌》和《浪涛滚滚》。大跃进时期，我们拍过一部《红色的种子》，这部戏的摄影也非常好。

    前年，我在北京碰到于洋同志。他说：“我刚看了你演的《红色的种子》，很不错啊！”我问他：“你猜猜这部电影花了多长时间？八天半！”他听了惊讶得叫出声来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八天半拍一部电影，这个速度恐怕现在都难以想象。

    秦怡：确实是八天半拍完的：外景五天半，内景三天，每一场戏几乎都是掐秒表“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”地掐出来的。我三天三夜没出过摄影棚，把来回路上的时间都省了。那时候我是短发，剧情需要梳个长卷发。为了赶时间，三五个人一起帮我搞，差点把发簪扎我头上，真是争分夺秒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这么紧张的节奏，也能出好作品？

    秦怡：当然不可能完美，艺术作品还是需要有许多时间思考的，时间太短，总会有些缺憾。

    但我觉得那种劲头是有用的，整个团队的精神都被鼓舞起来了，非常团结。当时与我们合作的是江苏话剧团的同志，有些演员过去从未拍过电影，但他们真可以说是不吃不喝不睡，竭尽全力地对待拍摄。有时导演在片场工作，我们在旁边一句话都不敢说。摄影师许琦的思路非常清晰，最后指出来的人物形象、故事节奏都不错，现在很多电影都未必有这么好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时间短、条件差，照样能够出精品。您的这个例子值得身处更好环境中的我们思考。

    秦怡：是的，就看大家怎么努力了。有的事情并不是绝对做不到，要看是不是下了真功夫。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总是这样，毕竟大家的身体也要保护好。

    中国电影发展了几十年，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。我们过去拍片子真是困难极了。夏衍同志五十年代末就讲，我们的电影与国外高水平的电影，从艺术水平上来讲也就差个十几年；但是从技术上来讲，差个五十年都不止。当时，录音就是用一根竹竿子绑着话筒，伸过来、拉过去的，也没法做复杂的特技。有一部戏叫《征途》，工作人员每天天不亮就要把又重又大的机器扛到山窝窝里去，拍完还要把它们抬回来。我演一位东北大娘，角色必须事先全研究好，因为到了现场根本没有时间琢磨自己的戏，也没有时间休息——都去给剧组帮忙了。拍电影《摩雅傣》时，有一段时间，我每天夜里三点钟就要起来化妆，后来大家给我起了个外号——“老三点”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但在条件艰苦的年代，中国电影还是涌现了一批至今让人难忘的好电影。

    秦怡：一个戏好不好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。我们作为演员，可能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；但你能做的是拼了命地去做好自己的工作。现在我也常常听到很多人在抱怨，把很多不成功、不如意的原因归结在外部环境或其他人身上。我觉得，不要埋怨这个那个，还是要先问问我自己有没有能力做到最好。

    本来自己的身体爱注意就注意，但你要想到自己是一个工作的人，那就不能随便了

    ■电影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，个人要服从集体。

    ■如果我半途而走，那可不得了，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麻烦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央视主持人董卿曾和我们讲过您的一个小故事：在录制一台晚会的时候，您一坐就是四个小时。她劝您喝口水，您婉拒了她的好意，怕总去上厕所影响节目录制，给大家添麻烦。这件事让她非常感慨。

    秦怡：其实这很普通，也很自然。一台晚会，那么多人，那么长时间，那么多节目，有时候要根据具体情况调配。我一个人离开，就会影响别人。尤其是我患过肠癌，开过刀，落下了腹泻的毛病，容易给人家添麻烦。所以我想我就熬一熬吧，不要影响大局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您心里总是装着别人，总是装着工作。

    秦怡：这种想法跟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有关。另外，我开始做演员时就已经知道，电影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，个人要服从集体。这种想法一旦形成，就永不变。有的时候，像参加节目录制，只能用不吃不喝维持住，才能工作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这种做法非常伤身体，您扛得住吗？

    秦怡：人老了，身体肯定没法和年轻人比。由于这个病，有段时间，一有活动要出门我就不敢吃东西，上午有事就不吃早餐，下午的活动就不吃午饭，晚上的就不吃晚饭。有时候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，结果身体越来越不好，而且腹泻也总是好不了。现在我就采取各种方法试验，看看怎么个吃法能少一点麻烦。最后发现，还是该吃的时候就吃，可以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总之，还是要正常地生活，常常怕是不行的，任何事情都要分析，都要去研究、琢磨。

    说句实话，我今年92岁了，本来自己的生活可以随自己的便，自己的身体爱注意就注意，不注意也没有人会管你。但你要想到自己是一个工作的人，那就不能随便了。要工作，就还得学习，不断地提高自己，不保护好自己的身体，那是不行的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对您来说，保证健康是为了更好地工作？

    秦怡：是啊。我现在的社会工作多得很，每天都很忙，我也一直在考虑要怎么完成手头的这些工作。主要还是担心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，如果我半途而走，那可不得了，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麻烦。好在最近我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我身体总体来说还算可以，血糖、血压都不是很高，血脂有一点偏高，不过还不至于影响很大，只要吃点药就正常了。但是我经常忘记吃药，这是我要注意的。

    我有时候考虑问题太多，晚上睡不着，我就跟自己说：不可以睡不着，因为白天拍戏的时候一定要精神百倍；我在家里走路走得很慢，特别当心不要摔跟头，因为要是摔了跟头就没法出门了；前一阵子，我遇到汽车追尾事故，脸上的皮肤给弄得皱巴巴的。我心里想，还好我接下来要演的是五十六七岁的人，有点皱纹还不要紧，戴上眼镜或许可以遮一下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对普通女性来说，爱美是天性；但对女演员来说，追求美更是一种职业要求。

    秦怡：银幕上的好看是需要的，“给人难看”是不对的。当然也要看你演什么，人物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。你演一个病危的人，形象就必须是苍白的、虚弱的。

    你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，人们就会记住你；人们不记住你，你办多大的纪念馆也没有用

    ■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最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？还是一个价值。

    ■如果我一天到晚想，我已经92岁了，做什么都不行了，那真的很快就完蛋了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您现在出门工作，身边有助手吗？

    秦怡：我现在出去工作有时由我女儿陪同。当然，有时候去外地，活动主办方会派个工作人员在旁边帮我一把，否则人生地不熟，确实不方便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现在一些明星出门“前呼后拥”的，您怎么看？

    秦怡：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需要。如果有需要，加上条件允许，我认为带助手是没有问题的。有的演员一个人带四五个人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有的明星给人的感觉是好像人带得越多就越神气，所以身边的人少了他（她）就不习惯了。

    不是说一个演员到了什么层次，非得要带多少人。还是要看工作上有没有需要，不要为了面子搞很大的排场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不少演员非常看重“身价”，排场能体现一个演员的“身价”，出场费也是体现“身价”的标杆。

    秦怡：有人可能是这么理解的。我记得有一个时期，一开始是一位歌手唱一首歌拿了20块钱，另外一个人就要拿25块；你拿了25块，我就要35块……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风气。拍戏也是这样。比方说，本来拍一个戏拿20万元。但是有人不乐意：差不多的戏，你凭什么拿30万元？再去打听，另一个人拿了40万元，那我是不是该拿50万元？这样比来比去地加码，就不得了。

    我们以前拍戏是没有片酬的，不管你名气有多大，都由电影厂统一发工资。当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了，这件事也不能回到过去。但我觉得无论多一点少一点，应该有一个大概的数目。随便开价，离我们的现实太远，就会造成许多想不到的麻烦，总是不合适的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现在遇到“出场费”问题，您怎么办？

    秦怡：我和一些老艺术家去外面参加演出，演完了，拿起包就走了，他们给多给少，我也无所谓。有时结束后，主办方不给报酬就叫我们回去了。同去的演员有时就会为大家争取利益：“刚才有人唱一首歌就多少万元，我们辛辛苦苦地排练、准备，难道不应该有报酬？”他们老责怪我，因为我习惯了说“不要不要”。但这也确实影响了别人应该得到的报酬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您为什么不争取？

    秦怡：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再多的钱也好，别人再怎么说你漂亮也好，得再多的奖也好，总有一天，你是要走的。你走了，一切就都消失了，多好的东西你都拿不走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最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？还是一个价值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您说的“价值”，具体指什么？

    秦怡：就是自己给予了这个世界什么。别人不会在乎你得到了多少，而是看你付出了多少。

    像葛丽泰·嘉宝、英格利·褒曼这些优秀演员，她们虽然不在了，但留下的作品让人看了永远难忘。我还记得听到英格利·褒曼去世的消息的时候，我都哭了，心想：这么优秀的演员，能多活几年多好啊！她在二战时期演了很多反法西斯题材的电影，每一部我都看了，每个戏她演的都是不同类型的角色，都演得那么自然，吸引了那么多的观众，而且给了我们那么深刻的教育。这就是“价值”啊。

    人活着也罢，死了也罢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价值。你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，人们就会记住你；人们不记住你，你办多大的纪念馆也没有用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与其计较自己值多少“价钱”，不如多想想自己能给社会带来多少“价值”。

    秦怡：是啊。你再怎么拼命去追求物质，给自己争取多少利益，都还是刚才那句话——你走了也就全部消失了；但是，如果你留下了一种信念、一种品质、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，人们就会永远难忘。你走的时候，大家就会说：“可惜了，如果他（她）再活久一点，也许会有更多的东西能留给我们。”

    我们同事之间就是这样。有的演员走了，我也一直难以忘怀。你上了年纪，仍然有人来看你；你走了，仍然有人会想念你，回忆你。你是给予了，付出了，就自然是个榜样。无论在或者不在，榜样的力量已经传递到别人身上，对社会产生作用了。

    解放周末：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您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？

    秦怡：是啊，这样一想，你就会觉得，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付出全部的心血。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想到了，克服了困难，做好了，给别人留下了一些什么，就是值得的。如果我一天到晚想，我已经92岁了，做什么都不行了，那真的很快就完蛋了。因为人进入到老年，确实无论哪方面都在走下坡路了，很多事情都不行了。但是，我还有行的地方：我的手还能写字，还可以写剧本。我计划明年先学会电脑，再写一个剧本。

    所以我对疾病也没有害怕得不得了，对死亡也不是特别恐惧。我觉得还是应该真实、自然地去考虑这些问题。做人也应该是真实、自然的——多想想眼前要做的事情，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，能做好的就一定要做好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    （录音整理  张先琳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