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开中职校友历史，恐难找出一家五个孩子先后全部毕业于中华职业学校的记录。

家父天隐公出自书香门第，年轻时曾执教于上海万竹小学，中年随大伯经营旅馆业，在上海九江路福建路口（现世纪广场一角）开设源源旅馆，可惜英年早逝，年仅57岁。老人家生前坚持儿女成长，必须学得一技之长，将来始可立足于社会，故每一孩子小学毕业后即送进中华职业学校就读。

家母生前曾生育九胎，仅得四子一女。

大哥陈抚磬，首入中华职业学校学习，毕业于1938届机械科，毕业后响应政府号召，前往大后方参加抗日战争，曾任滇缅公路筑路机械队队长，抗战胜利后返沪任公职，已于2005年去世，享寿84岁。

三哥陈抚   ，毕业于1941届土木科，毕业后即在上海铁路局工作，后亦参加抗日工作，至贵阳五省公路管理局任职，贵阳沦陷后撤退至重庆，抗日胜利后返沪，后调任武汉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工程师，常年在山区勘测，倍感辛劳，全家落户武昌，退休后颐养天年，现已90岁。

六弟陈抚   ，毕业于1947届商科，毕业后在公企单位任职，子女孝顺，退休后在家修性养身。

八妹陈抚玫，1953届商科毕业，毕业后曾在民企单位工作，因营养失调患病，彼时医疗物资缺乏，未能及时治疗而致病逝，年仅29岁。 

我1938年夏天小学毕业，父亲同我商量升学的事情。记得同时有一所苏民职业学校也在招生，但我们仍然决定报考我两个哥哥就读的中华职业学校，并得录取。当时因日寇入侵上海，学校部分迁重庆称渝校，留沪的也从陆家浜校区迁入成都路延安路口的浦东同乡会大楼，因校舍不够教学使用，学校实行二部制，即一个教室上、下午各安排一个班上课，很早上课，很晚放学，每班每天上课达5个多小时。尽管条件十分艰苦，但老师教课十分认真，学生学习十分勤奋。

学校因地制宜坚持实习课程，我们土木科的测量课由老师带领选择到徐家汇的李公祠（李鸿章原公馆）实习，真正动手学到本领。临毕业前，日本侵略者还强迫学校开设日语课，否则就要关门，学校请贾校长的叔叔执教，他一边教语言、词汇，一边讲东北沦陷，日寇侵华，我们不当亡国奴……。就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，我接受了五年严格教育。至1943年我从土木科毕业时，因日寇已全面占领上海，已无法去大后方与家兄会合，且家父更不愿我在上海为敌伪当局工作，故鼓励我考入上海私立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继续就读。原校当时已迁重庆，在沪为分校，仍由原校校长李登辉先生及部分未去重庆之教授主持，后渝校改为国立，抗战胜利后返沪与沪校合并为国立复旦大学。

当时同时考入复旦的有同班同学陈荣金、姚汝樑两人，现均失去联络。1947年我在复旦毕业后，时抗日战争已胜利，国民政府在上海之空军司令部亟待招聘土木建设人才，以期整修江湾及大连两处军用机场，因待遇优厚吸引甚多毕业生前往应试。我以初职、高职、大学均受土木专业教育，一试即过，随即通知到职并派往江湾机场督修跑道、滑行道。1949年因解放军逼近南京，在沪国民党机关奉令撤至台湾。4月上海解放前，我随机关集体搭乘最后班机前往台湾，在台工作42年届龄退休。1991年9月得以首次返沪省亲，时家母仍健在，年已89岁，多年时刻盼望见我一面，终于实现。翌年家母因心愿已了无疾而终，每念及此不胜唏嘘！

五兄妹秉承家训，在校认真读书，多得师长教益，为报效国家打好基础。

缅怀过去，我23岁赴台，举目无亲，数十年来秉持母校校训“敬业乐群”，发挥“手脑并用、双手万能”作用，兢兢业业，努力工作，得能在台置产成家，工作上也获得历任领导赏识，提升最高职位任总工程师凡17年，获颁绩效奖章多枚，足为母校增光。值兹母校建校90多年，欣悉母校多年来在历任校长及同仁们努力经营之下，校誉日隆，人才辈出，故撰此文，以资鼓励后进校友，加倍努力，贡献社会，报效国家，为迎接母校百年华诞再续辉煌。

又：在台中职校友前十数年尚有联系者十多位，每月聚会一次轮流作东，母校及上海中职校友会多届领导来台交流时均联合宴请。惟近年来已多位往生，余者年迈多病已无法聚合，仅黄凌槎学长（90岁）及我尚可行动。